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大半生扮演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现代精神旗手之子的角色。在公众的眼中，他只是伟大父亲的一个“护旗手”，他大半生都似乎生活在一种家族荣誉的心理重负中。虽然他亦有文字创作，但一切都在他与父亲七十年的框架中。

　　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人们才发现周海婴的公共角色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暗室”。在其父亲鲁迅的文字领地之外，他开辟了一个自足的影像世界——摄影。他一直没有自信将这批照片示之于众，甚至也不敢确信自己的摄影是艺术。直到晚年，他才半信半疑地确认自己的创作有一定艺术水准，但他仍不能相信自己的摄影达到了那一时代的高峰。

　　1948年底，许广平、周海婴随新政协的人士从香港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周海婴成为唯一拍摄人士北上的摄影家，这组影像已成为新政协历史的文献孤本。

　　在周海婴的“新政协”影像中，所有的人士的神态都不同以往，脸相和站姿都是一种参与历史终结并重塑民族的气定若深的神采，尤其是在丹东登岸时的合影。实际上，这也是周海婴的摄影水准达到高峰的时刻。

　　在船上的几组合影，不仅抓住了所有人物内敛而又意气流光的神情，最出色的是照片中的天空远景以及映在这些奔向新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脸上的霞光。

　　由于安全原因，可能整个航程白天不允许在甲板上散步，所有的海上合影好像都是傍晚时分。这时云霞在船舷后上方的海面天际，颇合一种历史风云正潜在涌动的征兆。因为天光的光源都在人的身后，所以郭沫若、马叙伦和侯外庐等人的脸部受光只是在几个面骨突出点，整体上的脸部受光比较偏暗。

　　但这种光影效果恰恰成为一种极佳的影像症候，如同这一群人在穿越一条吊诡的海上不归路，他们被周海婴的影像记录下了一种幽暗中的历史灵光，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将经受的天堂炼狱般的历程。

　　在沈阳的合影中，人士每个人都穿着不错的皮大衣，脸上也多了些贵族的气息。实际上他们享受了延安军事供给制中的最高礼遇，这种礼遇使人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佳境。周海婴给李济生、沈钧儒、蔡廷锴拍摄的半身像，可能是他们生涯中人性最饱满的肖像摄影。

　　布列松认为：“一张照片就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同时认识到一个事实的意义，以及表现这个事实的肉眼可见的形式的严密安排”。

　　一是对意义的瞬间认识是一种直觉能力，这个直觉包含了摄影师之前多年养成的、文化和艺术上的精神性；

　　第二，影像的画面主要依托现实的景观形式。在瞬间抓取的影像，很大程度取决于摄影者对拍摄对象内心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就对象所持的价值观。

　　周海婴自乘舟北上之际，他就开始为这个不确定的现代性航程建立起一个历史“暗室”。他也不知道何为“暗室”的真正意义，他一生都不认为自己是在从事艺术。

　　周海婴老人一辈子爱摄影，他使用相机与时俱进，他的照片同样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他的那颗心没变，那就是，以平常心关注生活，以休闲心从事摄影。他能做到如此，可能来自家教，特别是来自鲁迅先生“不要做空头文学家”的教诲吧。